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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雀大明王 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

发布时间 2019-03-08 05:42: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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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教本尊之一.汉译有摩诃摩瑜利罗阇,佛母大孔雀明王等名,简称孔雀明王.一般明王多现忿怒像,令普通人有难以亲近之感.而此一明王则形象优雅,慈蔼可亲,而且以甚具诗意的孔雀为坐骑!所载,佛住世时,有一位比丘遭毒蛇所螫,不胜其苦.当阿难向释尊禀告之后,释尊乃说出一种可供袪除鬼魅,毒害,恶疾的陀罗尼,此即孔雀明王咒.此外,在久远以前,雪山有一金色大孔雀王,平素持诵该咒甚勤,因此恒得安稳.有一次,由于贪爱逸乐,与众多孔雀女到远地山中嬉游,而未诵该咒,因此为猎人捕捉.他在被缚之时,恢复正念,持诵该咒,终于解脱系缚,得到自由.释尊的这些开示,就是孔雀明王及其陀罗尼为世人所知的开始?

孔雀明王的形像,一般都是白色,穿白缯轻衣.有头冠,璎珞,耳珰,臂钏等装饰,乘坐金色孔雀.现慈悲相,有四臂,分别持有吉祥果及孔雀尾等物.其形像?'于莲华胎上画佛母大孔雀明王

菩萨

.头向东方,白色,着白缯轻衣.头冠,璎珞,耳珰,臂钏,种种庄严,乘金色孔雀王,结跏趺坐白莲华上或青绿花上,住慈悲相.有四臂,右边第一手执开敷莲华,第二手持俱缘果,左边第一手当心掌持吉祥果,第二手执三,五茎孔雀尾。

菩萨

孔雀大明王

菩萨

菩萨

四种持物中,莲华表敬爱,俱缘果表调伏,吉祥果表增益,孔雀尾表息灾.白莲座表摄取慈悲的本誓,青莲座表降伏之意.据密教相传,此明王是毗卢遮那如来的等流身,具摄取,折伏二德,故有上述二种莲座.此莲座谓之为'孔雀座;通奸,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性冒险了,它产生感官愉悦,精神刺激,但又挑战禁忌,伤风败俗,所以,几乎所有的文明体都曾经立法将通奸入罪,即使在今天,仍然有不少文明国家或地区在法律上保留通奸罪,比如法国,韩国,美国的一部分州,中国台湾,从先秦至民国时期,中华法系也是一直设立通奸罪,如果对上通奸罪罚的演变趋势做一种鸟瞰式的观察,我们会发现它恰好呈现出一个U形轨迹:前期重罪化,中期轻罪化,后期又重罪化,秦汉魏晋时期,法律对于通奸罪的处罚很严厉,如据北魏的刑法,男女不以礼交,皆死,通奸是死罪;又允许亲属对通奸之人以私刑处死。

到了唐宋时期,通奸已经出现轻罪化的倾向,如?规定,和奸者,男女各徒一年半,有夫者二年.即通奸的男女双方,各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;如果当事女性有丈夫,则加半年刑期,与韩国现行法律对通奸罪的处罚差不多,但从元代起,通奸又开始变得非常危险,除了要受到国法的惩罚之外,法律还允许私刑,奸夫淫妇被捉奸在床,杀死无罪,如。

宋朝的立法继承自。

规定,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,登时杀死者勿论,若只杀死奸夫者,奸妇依律断罪,当官价卖,身价入官,总的来说,处于秦汉与元明清之中间的宋王朝,对通奸罪的处置是最合乎现代文明的,,规定诸奸者,徒一年半;有夫者,徒二年,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,宋朝创设折杖法,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,将死刑之外的笞,杖,徒,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: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,杖后释放;徒刑折换成脊杖,杖后释放;流刑折换成脊杖,杖后就地配役!

对通奸罪,宋政府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,什么意思?即妻子与别人通奸,要不要告官,以丈夫的意见为准,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,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,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。

如此,流罪得免远徙,徒罪得免役年,笞杖得减决数,通奸罪的徒一年半,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,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,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: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,官不理的民事罪,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,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,也许我们可以用南宋判词辑录!收录的一个判例来说明.大约宋理宗时,广南西路临桂县的教书先生黄渐,因生活清贫,带着妻子阿朱寄居于永福县陶岑家中,给陶家当私塾先生,借以养家糊口,有一个叫做妙成的和尚,与陶岑常有来往,不知何故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,后来便有人到县衙门告发,称和尚妙成与阿朱通奸,县衙的糊涂判官不问三七二十一,将妙成,陶岑,黄渐三人各杖六十,阿朱免于杖责,发配充军,这一判决,于法无据,与理不合,显然就是胡闹。

国家立法,必须顺乎情理,否则法律便有可能成为恶法,具体到通奸的行为,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,确实是有伤风化,为人不齿的丑行,但是,如果男女间一有暧昧之事,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,便被人检举,被有司治以通奸罪,则难免开告讦之门,成罗织之狱。

黄渐不服,到州法院上诉,主审法官范西堂推翻了一审判决,根据奸从夫捕的立法意旨,尊重黄渐的意愿,让他领回妻子,离开永福县,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,却犯下通奸罪,罪加一等,押下灵川交管,押送到灵川县牢营服役,一审判官张阴,刘松则罚杖一百,范西堂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,他通过这一判决,申明了一条立法原则:祖宗立法,参之情理,无不曲尽,傥拂乎情,违乎理,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.因此,范西堂认为,对通奸罪的立法,不能不以奸从夫捕加以补救,将通奸罪限定为亲不告,官不理的民事罪,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。

元朝开始尚沿用奸从夫捕的司法惯例,但在大德七年,元廷便废除了奸从夫捕的旧法,原因是当时一个叫郑铁柯的官员发现,民间有男人纵妻为娼,各路城邑,争相仿效,此风甚为不美,盖因奸从夫捕之条,所以为之不惮。

郑铁柯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却又无可奈何,因为按照法律,通奸属于亲不告,官不理的民事罪,官员不能主动出马捉奸,如果废除奸从夫捕之法,要求四邻举觉,则小民自然知畏,不敢轻犯,元廷采纳了郑铁柯的建议,颁下新法: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,准许捉奸,许诸人首捉到官,取问明白,本夫,奸妇,奸夫同杖八十七下,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,如此一来,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,南宋法官范西堂担心的开告讦之门,成罗织之狱景象,宣告来临,可以看出来,跟后来的元明清有别,宋朝立法对于民间的通奸行为,基本上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,但同时,宋政府对于官员的通奸行为,又主张处以更加严厉的刑罚.官员与民妇通奸,宋人称之为监临奸,宋朝法律申明:诸临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,加奸罪一等.而且官员犯奸,也不是亲不告,官不理的民事罪,而是官民均可按发的罪行,一旦有官员被发现与人通奸,往往还将受到降职,撤职的处分。

这不奇怪,我们的先人认为,官员应该身为百姓表率,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礼教约束,所谓.责备贤者,所谓礼不下庶人,说的便是这意思。